曾国藩(1811年11月26日-1872年3月12日)，汉族，初名子城，字伯涵，号涤生，宗圣曾子七十世孙。官至两江总督、直隶总督、武英殿大学士，封一等毅勇侯，被誉为“晚清第一名臣”、“官场楷模”。他修身律己，慎独自处，最终位极人臣，堪称“千古完人”，成为世人仰望的楷模。曾氏家族更是历史上数一数二的侯门望族，一百多年来没有出现过“败家子”。这与他严格自律，光明磊落的人生哲学息息相关。

话说时势造英雄，历史也常常以惊人的相似重复上演过去的一幕幕悲喜剧。太平天国事起后，曾国藩编练的湘军应运而生，并快速发展壮大，成为清政府可以依靠的唯一军队，曾国藩也顺势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。

然而，咸丰皇帝的突然驾崩，让驻扎在安庆英王府的曾国藩惊恐不已。他清楚地知道，一场更大的战争厮杀，已经扑面而来。为了那至高无上的权力，一场血雨腥风的战斗，已经不可能避免。

果不其然，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奕䜣联手率先发动宫廷政变，年仅6岁的载淳继承皇位，两宫垂帘听政。

这不禁让曾国藩犯难了：新皇年幼，今后的大清政权，一定会出现太后、恭亲王、八大辅政大臣三足鼎立的局面。如果不找到一条出路，湘军一定难逃“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”的命运。可是眼下，谁又知道朝廷的三足中谁能最终获胜呢？想到这些，曾国藩不禁眉头紧锁，摇头叹息。

在不知不觉之中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屋子里一片漆黑。这种没有丝毫光明的黑暗，正好呼应了曾国藩此时此刻的心情，他为大清的前途担忧不已，更为湘军的何去何从困惑不已。

曾国藩在屋里来回地踱步。内忧外患、国君年少、太后执政，这种种烦恼充斥着他的脑袋。他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，大清即将迎来一场惊天巨变，而在这场大战前，自己必须未雨绸缪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

就在曾国藩思索是投靠太后，还是投靠恭亲王，还是与八大辅政大臣交好的时候，好友胡林翼给曾国藩指了另外一条“明路”，一条让曾国藩完全不知所措、震惊不已的“大路”。

“来安庆前，左宗棠让我捎来一封信。”说完，胡林翼就从自己的怀里掏出了一个信匣。

听见这句话后，曾国藩立刻把灯点燃。他接过信匣，抽出信纸，然后仔细地端详起来。只见信上面写了一副对联：

“神所凭依，将在德矣。鼎之轻重，似可问焉！”

这四句话，让曾国藩触目惊心，震惊不已。特别是最后两个字，那就是要谋朝篡位，教唆我造反呀。因为“鼎”，就是问鼎中原、问鼎天下的意思。左宗棠和胡林翼的意思很明白：“大人，天下大势已明，眼见太平军撑不了多久了，我们应该有更长远的目标。而这个目标，就是夺取天下，自立为王！”

面对这个部下的意见，手捧着这封“逼反”的信件，曾国藩的心里一阵发冷。此时他低头沉默不语，手掌已经布满了汗水，曾国藩陷入了沉思。

而曾国藩对面的胡林翼，也是呆呆地看着曾国藩，一句话不敢说。

几乎同一时间，这两个人都沉默了，空气也凝重了起来，周围更是像死一般的寂静。

此时此刻，曾国藩只要打出“驱除鞑虏，恢复汉人江山”的旗号，只要他一句话，振臂一呼，他麾下的10万湘军就会改变中国的历史，他就能将那个腐朽无比的大清王朝、摇摇欲坠的太平天国全部踩在脚下！但是这句话，曾国藩始终没有说出来。

他不禁想起昨晚，刚审完被俘的李秀成，进入卧室休息，就有30多名湘军将领集于前厅“逼宫”，要求曾国藩接见表态，打到北京夺下“帝位”。

其实，要说龙袍加身对他没有半点儿诱惑，肯定是一句假话。但是，这时候如果起兵，不就将自己推向不忠不义、虚假伪善的境地吗？想到这里，曾国藩立刻自责起来，暗骂自己：“你是鬼迷心窍了吗？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就可以放纵自己吗？举头三尺有神明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难道你忘记了忠君爱国的初衷吗？不怕被天下人唾骂吗？”当下他心里便有了答案。

于是，当曾国藩第二次面对这封咄咄逼人、杀气腾腾的造反信时，他反而释怀了很多。他心平气和、不慌不忙地对胡林翼说道：“润之（胡林翼的字），这副对联甚是工整，但也不够完美，如果改换一个字，那么这副对联就堪称完美了。”

“哪个字？”胡林翼兴奋地问道。

“这个‘似’字，要改成‘未’字，那就更完美了。”曾国藩哈哈大笑起来。

经过曾国藩这么一改，这副对联变成了：

“神所凭依，将在德矣。鼎之轻重，未可问焉！”

改后的这副对联，它的意思完全来了一个乾坤倒转，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。

那胡林翼听了，立刻面红耳赤，再也无话可说了。他清楚地知道，如果再劝说下去，无疑就是自取其辱。

最终，曾国藩不但没有“逼宫”，甚至连保存实力的意图也没有，而是大刀阔斧地自剪羽翼，裁去了湘军，只保留了约两万嫡系精英。

拥有重兵之人，要么问鼎皇权王位，要么被人打败击溃，历史上为一己私利暗地里倒戈相向，给中华大地带来深重灾难的，真可谓罄竹难书。而像曾国藩这样慎独慎微，断然拒绝称帝的，自古以来还比较少见。而他能纵横官场几十载，也正是凭借了这种修身律己、光明磊落的高风亮节。

曾国藩一生，始终是在如履薄冰、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度过的。不仅在军务上他恪尽职守，事事处处要求自己慎独自处，在生活中他也总是严格克制内心私欲，压抑人性中恶的一面。尤其在教育子弟上，他更是言传身教，警戒曾家子弟不做苟且之事。

曾国藩一家共有兄妹九人，他是家中的老大。因为深知“富不过三代”的道理，他一直非常重视对子弟们的教育，在他的家训中，他对几个弟弟们的苦心教导，一直被后人所称赞。

有一回，他的家人准备在老家重新修建一所房子，他的弟弟请人设计好了图纸后，派人将图纸送到了曾国藩手中。曾国藩看过以后，眉头紧锁，神色凝重。他问来人：“房子已经动工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来人看他一脸正色，猜想一定是有不妥之处。

说罢，只见他拿起笔，在图纸上快速地修改起来，过了一会，他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我感觉房子盖得有些大了，我已将它改小，你带回去吧，务必照此图纸建房。”

曾国藩深知弟弟的个性，一向喜奢侈，贪享受，恐怕不会接受。于是，他又立马附信一封，他在信中解释道：“我所修改的图纸原来规模太宏大了，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，书院修建得过于壮丽，特别不合时宜。切不可以为外人看不到，便违德背理。我只担心劫数还没有结束，弟要和乡里贤达绅士认真商议。”

老四曾国荃最是贪图享乐之人，他在族兄弟中排行老九，号称九帅。一收到信，立刻火冒三丈，叫起板来：“什么不合时宜？堂堂总督大人的祖宅怎能如此寒碜，叫我们曾家的脸往哪搁？哥哥这分明是装腔作势。”

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其他几个兄弟听他这么一说，也都指责起曾国藩来：“是啊，大哥这是舍不得钱吧。”“大哥这也太小题大做了，哪个大户人家不修建宅院呢。”

这样一来，一向直爽豪气的曾国荃更是不肯轻易罢休，只听他冷冷地说道：“我早就知道大哥不会同意的，告知他也只是敬重他是我们的大哥，我们明天就开始动工吧。”

曾国藩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的一番苦心，却被弟弟们误解至此。当他再收到家书时，他似乎感觉到家里已经闹得天翻地覆，他忧心地嘀咕道：“不会闹出大事吧。外头的人不知道，还不知道怎么想呢。也怪这几个弟弟太不懂事了！”他无奈地摇了摇头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明知自己的劝说已经不起作用，这时候的曾国藩也只能干着急。辗转了一夜，他还是决定再写一封家书劝阻。摊开纸，他写道：“弟弟，你们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。但凡做大官的人，处在安逸、荣耀的环境，就随时可能招来危险。古人独居之时尚且该不愧屋漏，眼下如此明目张胆炫耀，定会招来祸事的。”

可惜，曾氏兄弟早已把长兄的话抛在了脑后，曾府的豪宅随之也很快盖起来了。

就在豪宅将要完工之时，一股小道消息也随之而传开了。街头巷尾人们都议论纷纷，曾家财大气粗，是因为盗走了太平军的金库。当初太平军陷落，南京城里可是有一座大金库的。

一传十，十传百。朝廷也开始追究起南京城里金银财货的下落。

原先，曾国藩、曾国荃兄弟也以为太平军是有这么个金库的，也考虑到了如何处理“贼赃”的问题。可是破城那日，让曾氏兄弟不敢相信的是，太平军所谓的“金库”里根本全无财货。可是流言已出，朝廷又如何能相信曾国藩的一己之言，并无传说中的金库呢。

还好，对南京城里的金银财货的下落，朝廷自始也没有查出一个所以然来。此事最后是不了了之。但是官方虽然不追究了，民间对于这个问题却没有停止关注，曾氏兄弟就此陷入了扯不清的是非漩涡。

曾国荃这下才傻了眼，知道自己闯下了弥天大祸。正当心里愧疚的不知如何面对兄长时，曾国藩的家信又到了。曾国荃打开一看，信中写道：“这次祸事，实属意料之中。自我升官以来，我日夜诚惶诚恐，自我反省，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。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，慎独自处，你们远隔千里之外，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当官，就敢仗势欺人。祖辈几代积下的阴德，不要在我们这代堕落。常存敬畏之心，才是惜福之道啊。”

从此以后，无论曾国荃如何狂傲，他对曾国藩却终生服从，不管曾国藩如何责备教训他，他都从不还嘴，从不抗辩。曾国藩也就是这样，时时处处都谨小慎微，光明磊落，绝不做亏心事。

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）二月初四日，曾国藩在儿子曾纪泽的搀扶下散步，他说：“我这辈子打了不少仗，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，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。”忽然，他直叫“脚麻”，一个踉跄，倒在了儿子身上，瞬时已不能说话了，终年61岁。

【结语】孟子说：“上无愧于天，下无疚于心。”自我修养的道理，没有比养心更难的了。曾国藩一生将道德转化为一种内在人格令人敬仰不已。能够慎独的人自我反省时不感到愧疚，可以面对天地，和鬼神对质，这方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。当下我们更需用“不愧屋漏”来鞭策自己，坦荡为人，踏实做事，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，使我们的社会更加文明，更加和谐。

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课题负责人：陈宜安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课题组组长：陈  敏